​蛇口改革开放的先驱袁庚

蛇口改革开放的先驱袁庚

袁庚 (1917年4月23日-2016年1月31日)，致敬袁庚、怀念袁庚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温袁庚的精神遗产。

01

袁庚的多元身份

2018年12月，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袁庚“改革先锋”称号，正可谓实至名归。

袁庚是如何成为一个卓越的改革者的?与袁庚的多元身份一定密不可分。

从海员之子到《信报》读者

袁庚出生于1917年，广东宝安县大鹏区水贝村（现为深圳市大鹏新区布新社区水贝居民小组）人。大鹏，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一个小小半岛，典型的滨海农村，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使得这里的人们与海洋、与外部世界有着更为亲近的关系。大鹏半岛上最著名的古迹是大鹏所城，一座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的海防卫所，此后成为明清两代中国海防的军事要塞，鸦片战争正是从这里肇始，而深圳的别称“鹏城”也源出于此。

袁庚小时候，大鹏就有船只往来香港。袁庚的父亲欧阳亨、伯父欧阳肪云，曾经在当年世界驰名的两艘邮轮美国“总统号”、英国“皇后号”上担任海员。少年时期，袁庚就读于广州广雅中学，193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广东燕塘军校，毕业后回到故乡大鹏担任区第一小学校长，同时兼任地方自卫队教官。

袁庚的出身和早期经历，使得他有点类似于柯文所说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如他的前辈王韬、龚自珍等人，他们位于中华世界的边缘，他们身上开始具备了一种新的能力，正是这个亟待融入现代世界的国家所需要的能力。当然，袁庚与百年前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很不一样，毕竟时代大变。他所做出的人生选择也卓然不同。在大鹏，青年袁庚的身份举足轻重，代表着一种新生力量，使得他很快引起了多方政治力量的关注。各方都有意接近他，但袁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种选择本身就意味着袁庚心怀天下的理想抱负，不求独善其身，但求国富民安。

1978年到香港招商局主持工作后，袁庚从此多了一个身份——《信报》读者。袁庚长期在香港工作，报纸是其每日必不可少的读物。当年的香港报纸按照左、中、右阵营大致分为三类，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等报纸，难以满足袁庚的信息需求；而那些反动的右派报纸，袁庚又不屑看。而创刊于1973年的《信报》秉持严谨、专业的办报理念，是袁庚赴招商局任职后的日常读物，直到退休多年后仍是《信报》读者。

袁庚阅读《信报》的习惯，还影响到蛇口工业区领导团队，这些都一并影响着《蛇口通讯报》的办报方向。在报纸筹办阶段，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梁宪就提出，希望《蛇口通讯报》创办人韩耀根学习香港《信报》的办报精神，办出一张高水平的报纸来，成为蛇口工业区的形象和标签。

不论是作为海员之子，还是《信报》读者，都使得袁庚比其他革命者，更多了外部视野、现代意识，能够洞察当今世界的潮流和走向。在此意义上，他深知“试管”（见下文）的使命，也具备了甘做“试管”的勇气。

从情报官到外交官

在投身改革事业前，袁庚的经历本身即是传奇。抗日战争时期，袁庚担任东江纵队对外联络处处长，负责对日军的情报工作，并于1945年向美军提供过一个重要的军事情报，即日军在汕头及东山岛等地驻有重兵防守，美军据此情报修改了作战计划，放弃在广东东部沿海登陆。抗战胜利后，袁庚曾任东江纵队驻香港办事处的第一任主任，负责与港英当局沟通。对于美、英两个国家，袁庚早年就有了接触与认识；对于香港，他更不陌生。

1952年，袁庚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领事，从事外交工作，直到1959年回国到中央调查部任职。不论是从事情报工作，还是外交工作，都使得袁庚保持着善于变通的思维习惯、敢于冒险的精神，这些也都构成了担负“试管”职责所必备的条件。

从走出炼狱到深入反思者

国家民族危亡之际，青年袁庚在三方政治力量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源于共产主义所许诺的美好未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国家建设时期的种种考验，袁庚始终是一名执著的共产党人。在“文革”中，袁庚因受到诬陷被拘捕，囚禁达5年之久。走出了那段炼狱般的时光，袁庚在等待上级落实政策，安排职位。“平民袁庚”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人流里，他“痛恨车中显贵的霸道与世事的不公”；但当他有了职务和专车之后，一度也对窗外的自行车流视而不见。 幸亏革命年代的理想和追求，让袁庚身居高位，还能保有一种反思能力，一旦当历史把机会及责任放到他的肩头，他便义无反顾地担起这份责任，决意要建设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新桃花源”的图景浮现在袁庚的脑海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1984年启动的纵深改革中，创办《蛇口通讯报》正是袁庚改革的一个战略布局。当年5月19日，担任上海一家知名报纸编委的韩耀根在蛇口面见袁庚，袁庚说：“一年前你提出蛇口办报，难实现，现在却到了蛇口必须办报的时候了！”11月9日，韩耀根终于告别繁华都市上海，来到蛇口，开启了创办一张新报纸的事业，12月30日，“蛇口通讯”正式推出“试刊第1号”。此后，《蛇口通讯报》果然不负期待，在蛇口改革中担当了记录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发出了不可替代的改革声音。尤其可贵的是，这张报纸记录了袁庚的发言、行动和思考，这些文本刚好为本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本。

02

袁庚期望建成的社会

蛇口很小，却寄寓了袁庚的社会理想，袁庚希望把蛇口建成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是他心目中不断生长的蓝图，也是他给予蛇口人的承诺，在承诺中蓝图变得日渐清晰。时间最早，且具代表性的一份蛇口蓝图，是他在蛇口工业区培训班第三期毕业暨第四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题为《我们要把蛇口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次讲话中第一次清晰地展现了袁庚对蛇口社会的期待。

尽管袁庚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想象还有待细化，但是他已经形成了关于理想社会的根本设计。在演讲中，袁庚首先介绍了蛇口正在进行的事业：“这几年，我们想从事一项工作，即在这个小范围内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蛇口从1979年起就开始了这项事业，但是袁庚仍然说“我们想从事一项工作”，凸显了改革作为一项伟大的构想和一项严肃的事业，需要认真地对待，郑重其事地参与，而到当时为止改革仍在探索之中。此外还表明，这项事业是长期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为袁庚有着清晰的目标：

二千年前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用塑造世外桃源去斥秦之暴政。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出版的《乌托邦》、《太阳城》之类，我年轻时读过，现在已经模糊了。他们都是属于不满现实的幻想之作。而我们塑造的却是思想境界很高的社会，是完全不同于他们的新的“桃花源”。

袁庚所期望建成的“新桃花源”，至少由以下四个层面构成。

层面一，没有恐惧，允许正当批评的社会。

在演讲中，袁庚罗列了自1979年蛇口工业区兴建以来的蛇口社会，没有一起恶性案件，没有干部受到处理，没有“精神污染”，不过，有人向袁庚提出批评意见时，仍然“用了一个中国字典里找不到的假名，哪怕意见是基本对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惧怕，在此，他说的是化名“甄明伲”写作的《该注重管理了》一信。他进而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免除恐惧的自由的社会”。没有恐惧的社会，是允许正当批评的社会，也是与“文革”时代迥然有别的社会，袁庚对那样的社会深恶痛绝，因此，他对蛇口社会的第一期望就是这里不再有恐惧。没有恐惧的社会，这也是蛇口社会的基型。没有恐惧的社会，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生产和建设才能很好地进行。也只有在没有恐惧的社会里，创新和改革才可能发生。韩耀根对于蛇口人的这种恐惧感同身受，他说：“当时很复杂，张三讲，李四讲，可以录音，但是文字不能见报，不落文字，明显是恐惧在作怪。”蛇口的干部都来自内地，深受“文革”斗争文化之苦，即使来到蛇口，仍然心有余悸。

层面二，实行人民民主监督的社会。

以没有恐惧的社会为基础，袁庚提出了在蛇口实行人民民主监督的构想。袁庚提到的主要做法有二，一是将管委会“完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包括新一届管理会成立之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干部群众的质询。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开启了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尝试，每届管委会任期两年。1984年4月22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首次举行年度信任投票。1985年4月，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委会直接通过选举产生，管委会9名成员从15名候选人中产生。袁庚作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完全可以置身选举之外，但是他也照样接受投票，结果发出424张选票，收回有效票416张，袁庚得到323张票，名列榜首，仍有93人未投他的票。袁庚的举动，所具有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示范效应，只有自己也参与选举接受群众投票，才能赋予他所开创的事业以更大的正当性。1987年，招商局集团发布《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组织条例》，规定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4名董事由股东委派，7名董事由工业区职工选举产生。基层民主选举在蛇口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1993年3月袁庚正式离休，蛇口工业区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才渐次偃旗息鼓。

做法之二是建立了多个被称之为“压力团体”的学术团体，这些团体形形色色，各有不同的专业范围，同时又都有权对蛇口工业区的管理层及各项决策评头论足。由蛇口通讯报社创办的蛇口新闻协会便是众多学术团体之一，“新闻沙龙”作为这个协会的重要活动，由蛇口通讯报社编辑、记者轮流主持，对于蛇口相关的各种议题进行讨论，发言摘编稿会刊登在随后出版的《蛇口通讯报》上。蛇口新闻协会具有后来才出现的社会中介组织的部分职能，但又不等同于后来的社会中介组织。

层面三，告别传统等级制，实行量才用人的社会。

蛇口工业区是由香港招商局投资兴建的工业区，但由于招商局本身为国家驻港大型企业，与华润、中国光大、港中旅并列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仍然是从中国内地计划经济体制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体制包括用人体制的制约。蛇口工业区早期，全部人员由招商局的主管部门交通部等上级部门派遣，来的时候带有一定级别，但部分干部文化知识水平低下，缺乏对现代世界的基本认知，在观念上完全不能满足蛇口建设的需要，甚至闹出了一些低级笑话。为此，袁庚开启了一系列的人事制度变革。这些变革中的第一条就是：

更早之前，我们已经取消了级别，把各个“长”都冻结在档案里，宣布无效。我们这里的经理、副经理职务都是不固定的，聘用一年，能上能下。

除了上面这些，蛇口工业区还获准有权向全国公开招考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经过工业区培训中心培训上岗。他们中的很多人积极拥抱变化，追求人生梦想，内心向往变革，是改革的天然支持者。袁庚以他们构筑蛇口建设的基干力量，蛇口工业区培训班因此也有了蛇口的“黄埔军校”之称。

层面四，注重实业，拥有高社会生产力的社会。

袁庚反对炒买炒卖，反对借此去赚内地的钱，他注重的是发展工业，“以工业为主体，提高社会生产力”。这番话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当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即所谓“双轨制”，市场的漏洞和缝隙很多，如果利用蛇口的开放地位去赚取内地的钱，不仅不公平，更有违改革开放初衷。袁庚这番话是立足于蛇口当年的社会状况而做出的评判。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但是如果单单是要赚钱的话，似乎并不难，袁庚认为，蛇口要发展，中国要发展，必须提高工业水平和社会生产力。即使放到今日，袁庚的这一看法仍显示出一种先见之明。

03

袁庚的隐喻：“试管”与“新桃花源”

改革家袁庚不仅心中有一张关于理想社会的蓝图，那是他希望蛇口变成的模样；重要的是，他要能够说服蛇口人，追随他的改革事业，朝着那个理想中的蛇口行进。所有这些，都注定了袁庚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强有力的说服者，因此也注定了袁庚必须与许多伟大的政治人物一样善于运用隐喻。所谓隐喻，“本质就是通过另一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作为一种特别的语言行为，隐喻具有显见的劝导作用，能够激起受众强烈的情感反映，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从而实现观念的变革。为此，袁庚用语词构建了一个隐喻世界。

（改革开放初期，蛇口的宣传标语）

在袁庚的隐喻世界里，最知名的莫过于那句迄今流传不衰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是当代西方世界的基本时间观念，“效率就是生命”则是现代商业社会里的通行规则，袁庚借来这样的隐喻，在蛇口振聋发聩，随着这句口号登上1984年国庆巡游花车驶过天安门广场而响遍全国，2012年被深圳人投票选为“深圳十大观念”。在蛇口起步阶段，“历史包袱沉重”是蛇口与内地共同的困境，但是蛇口率先“搬掉了领导干部的铁交椅”，建起了一个“官少图章多”的高效、精简的管理机构……在这些语言里，袁庚自然地使用着隐喻，但这些隐喻属于那个时代，未必为蛇口所独有，更难说由袁庚首创。

细读袁庚的公开讲话或演讲，可以归纳出属于袁庚的两个独特的隐喻：一是“试管”；二是“新桃花源”。在1985年之初的这次演讲中，这两个隐喻都已出现了。此后在其他不同场合的演讲，他一次又一次对这两个关键词进行了阐发或新的表述。

隐喻一 “试管”

在演讲中，袁庚说道：“几年前我讲‘冒险’，小平同志来了，我们又改为‘试验’——在‘试管’里试一下，看看试管试出的是个怪胎，还是个漂亮的小孩。”冒险，是自发、自主的；而试验，则是获得了首肯和授权的。从“冒险”到“试验”，不仅经历了5年时间，而且事实表明，很多尝试是成功的，值得推广的。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对于蛇口来说，既获得了一种许可，也获得了一种荣誉。从此，蛇口便处在全国人民以及媒体的聚光灯下，肩负起了国家和民族的期待。

依照詹姆斯·P.吉的观点，词语，往往有着特定的意义潜势或意义域。袁庚所说的 “试管”可能来自“试管婴儿”，但“试管”一词的意义潜势是，一种用于科学试验的玻璃器皿，具有器型小、易碎，甚至用后即弃等特点，总之，一只试管是微不足道的。若论其小，蛇口与试管可堪一比。然而，袁庚在乎的一定不是试管“小”的意义潜势，在意的是试管微乎其微但至关重要的可能性——在试管里能够孕育出某种革命性的，也许是划时代的变化。就此而言，蛇口甘做“试管”就有了宏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对于这种历史意义和价值，袁庚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中有过简短而清晰的论述：

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八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很快因而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了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文章收录于蛇口工业区建区20周年纪念文集，作为这本文集的“代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文集出版之时，袁庚已年逾八旬，这篇文章凝结了他对蛇口这一注定载入史册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的思考。在他看来，蛇口的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留给世界的启迪和精神财富。

不论“试管”还是“新桃花源”，都是典型的隐喻，更确切地说，是隐喻概念。对于隐喻的语用特征，查特里斯·布莱克（Charteris-Black，J.）曾指出，不论对新概念或新事物概念框架的形成，还是在用新词填补词汇空缺方面，隐喻都起着重要作用。袁庚在使用“试管”这个隐喻时，似乎不仅仅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的，选择这个词，既有全局战略上的考量，也有说服听众的技术考虑。比如，既然是“试管”，那么也就意味着不论何种试验都应该是被允许的，都有其正当性，这便可以把改革的政治风险降到最低。既然是试验，那么蛇口所做的各种改革尝试，并不等于可以大范围推广的研究成果，将蛇口自比成“试管”，对上级部门，可以打消对试验范畴的限制，以及打开对试错的容忍度；对蛇口人，则可起到鼓舞、安抚，打消其后顾之忧。蛇口担负起为改革探路的角色，这是历史的选择，袁庚把蛇口的历史角色定位为“试管”，精准而明智。

隐喻二 “新桃花源”

对于“桃花源”一词，中国人不仅耳熟能详，而且因陶渊明的经典名篇《桃花源记》而获得了一种普世的向往：在乱世中绝世独立而逍遥自在的一片宁静祥和的净土。袁庚所使用的“桃花源”显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使用的，蛇口挺立在时代之潮头，而非远离时代潮流。

袁庚使用“新桃花源”一词，当然是区别于“桃花源”原意的。袁庚口中的“新桃花源”，首先起于蛇口的天高地远。1988年11月12日，中国经济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在蛇口举行，袁庚到会致辞，称蛇口为“天涯海角”，“本来是小渔村的年轻社区”，出发点首先是蛇口之偏远，当然，袁庚的期冀绝不止于此。袁庚期望蛇口能如同桃花源的是：蛇口人安居乐业，怡然自得。袁庚更期望的是，蛇口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曾经许诺给中国人，在过往几经尝试但仍未变成现实的美好社会，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参考，一种路径，更提供一个成功的、可以照此推而广之的范本。也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袁庚甘愿让蛇口充当一只试管。

政治人物使用隐喻或有随机性，但是核心隐喻概念无不发自深思熟虑，从根本上说，都浸润了政治人物个人的经历与沉淀已久的思想观念。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袁庚对核心隐喻概念的选择？依查特里斯·布莱克之见，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都会影响隐喻的选择，“个人资源包括个人的思想、感情、身体经历、个人对特定场合的理解及其语言知识等；社会资源主要指思想观念，如政治观、宗教观、历史与文化知识等”。个人资源与社会资源貌似清晰可分，但其实在更多时候是纠缠在一起的，比如袁庚的共产主义信仰与他青年之后的多半生经历当然无法割裂。

04

改革话语：袁庚最重要的遗产

1993年3月，75岁的袁庚正式退出了他一手开创的蛇口改革事业。此后，蛇口有些试验停止了，有些做法被广为接受，以至于人们甚至忘记了哪些尝试与改革始于蛇口。2004年12月，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宣布撤销全省397个开发园区，蛇口工业区名列其中，同时撤销了管理机构，收回开发区各项管理权限。至此，蛇口工业区成为一段历史。

人们怀念蛇口的“袁庚时代”，惋惜蛇口辉煌不再。人们忽略的是，蛇口改革仍然留下了很多有形的成果，招商银行（A股股票代码：600036）、平安集团（A股股票代码：601318）、招商蛇口（A股股票代码：001979）、招商港口（A股股票代码：001872）、招商证券（A股股票代码：600999）等上市公司正是在蛇口工业区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其中招商银行是新时期第一家企业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平安保险则是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上述公司的管理水平及口碑仍可归功于蛇口精神的某种延续。

蛇口当年的“压力团体”早已不复存在，2015年9月30日获准成立的蛇口社会基金会，这个由89名蛇口人发起成立的非盈利公共组织，依照蛇口传统的民主选举方式选举了理事会和监事会。虽然还并没有成为袁庚所说的“新桃花源”，但蛇口迄今仍然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社区之一。

与上述有形的成果相比，我们更不该忽略的是袁庚留下的无形遗产，在1979年至1993年间他留下最多也是最独特的，当属改革话语，他对于“改革开放的试管”、建设“新桃花源”等等的见解，这才是“改革先锋”袁庚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财富和遗产，值得我们不断回味和深入研究。

（文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