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展解读：沙飞，走出三岔路口

新展解读：沙飞，走出三岔路口

本文转自：羊城晚报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将来做一个革命的木刻工作者呢？电影的编导呢？还是文学青年呢？我徘徊在三岔路口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广东开平人沙飞如此写下人生道路的抉择，最终他走上了第四条道路——摄影。

作为中国红色摄影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摄影家沙飞为人熟知。随着近年业界与学界对摄影历史的再建构与再发掘，对沙飞的呈现与研究日益多元。日前，《现实话语与象征秩序——沙飞摄影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展览试图从不同角度解读沙飞的成长。

展览着重从沙飞成长的时代背景、文艺土壤及其“朋友圈”，呈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艺术如何对其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大量沙飞之外的同时代艺术作品也出现在展览现场，其中既有来自岭南画派纪念馆的岭南画派馆藏，也有不少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现代版画会”木刻馆藏。

在策展人何小特看来，沙飞之所以走上后来的摄影之路，离不开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三岔路口”。

时代文艺土壤的浸润

展览特别关注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艺术的共性对于沙飞的影响。鲁迅的《故乡》《阿 Q 正传》等小说多借助启蒙理念，写实底层的呐喊与挣扎，对乡土文化进行批判。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则以写意为主，将田园的美好与城市丑恶做对立，将传统乌托邦化情感寄托于田园牧歌式乡土书写，以此重建民族身份。

乡土也成为沙飞早期摄影的重要题材。展览展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辛苦为谁忙》等多幅他从1935年末到1936年创作的作品，可见沙飞在家乡时就有拍摄底层百姓生活的习惯。后来，他在广州、上海等地也拍摄了不少“乡土风景”作品。在沙飞镜头下的南澳岛里，带着“乡愁乌托邦”的抒情风景，也在民族危难的背景下成为国土危机的警示。

此后，随着战乱及政治局势的动荡，阶级分野、图存救亡取代了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裂变为1930年代如“东北作家群”的流亡文学。而在艺术上，岭南画派领军者在探索中国画现代语言变革的同时将其艺术观念注入对现实的关注，其城郊风景结合落款题词也多了几分现实的感怀，其第二代画家更是频繁地将目光投向大众遭难的现实生活。

朋友圈的互相影响

沙飞无疑是汇入这些信息流中的一分子，对于文学、新兴木刻和电影戏剧的兴趣都传递出他对现代媒介的敏感，而最终对于摄影的选择又体现了沙飞独特的智慧。

“乡土风景”“大众生活”与“鲁迅”系列，均体现了沙飞与乡土文学、岭南画派及现代版画会直接、间接的“关系”。通过摄影，沙飞的才能得以在现实话语的各类媒介中交流、延伸、扩展，报纸杂志及出版物即为传播载体及舆论的阵地。

徘徊过后，尽管沙飞没有成为一名“文学青年”，但他的人生轨迹却与左翼文学、左翼文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当时，他的好友李桦，已创作出《怒吼吧!中国》这样的木刻名篇，这位学长为沙飞提供了最关键的人生参照。1936年8月底，作为“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联系人的李桦，委托沙飞前往上海捎信给黄新波。沙飞借此留在了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结识了鲁迅。就在那时，沙飞拍下了鲁迅先生1936年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留下的经典一幕。在发表照片时，他给自己起了笔名“沙飞”，希望自己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不久，鲁迅去世，沙飞也成为鲁迅遗容和追悼会现场的第一见证人。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其“朋友圈”。何小特介绍，沙飞与“现代版画会”关系颇深，与李桦、黄新波等版画家私交颇深。现代版画会的同仁则直接继承鲁迅的现实精神，始终走在现实批判和革命艺术的前列。此外，来自沙飞家族的司徒乔也是现实主义画家，司徒家族也有不少参与电影拍摄的成员。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对现实主义的探索也是互相影响的。

“摄影是一种造型艺术”

当下的研究普遍认为，沙飞是最早将八路军抗战与古长城景象相结合的摄影家之一。抗战爆发后，沙飞先以记者的身份游走于山西、河北，后参加八路军。他善于从战争的日常中捕捉极富视觉感染力的典型。沙飞以长城、白求恩、将军与孤女等为对象留下的系列摄影作品，已成为中国摄影史的经典。

该展览对这种风格化创作的来源进行了考察。展厅二楼呈现了一批来自广东美术馆的沙飞摄影作品，其中不少是他在晋察冀边区拍的话剧剧照。当时，延安文艺思想中对于文艺大众化的宣导，催生了根据地剧团的蓬勃发展。研究者认为，这批作品补充了我们对沙飞摄影“象征性风格”形成的认识。“沙飞喜欢将镜头定格在某个象征性的场景和动作瞬间，他的抗战新闻摄影也在不断地重复这种风格和样式。”

1939 年沙飞为延安摄影家吴印咸的《摄影常识》作序时，再次提出了“摄影是一种造型艺术”的观点，这有别于纯粹的纪实新闻图片的观念。这种“造型艺术”性的摄影风格，是指通过类似设定的场景、姿态，象征战争的正义和组织生活的秩序。通过负责创办《晋察冀画报》，沙飞的象征性纪实风格摄影进而影响了晋察冀军区的摄影团队，并启发出此后的主流新闻摄影。

与西方同行但风格迥异

沙飞曾以“艺术修养”“科学知识”“政治认识”三方面阐释了自己的摄影理念和方法：“决定站在革命的前进的立场上，用摄影作为斗争的武器，通过画报的发表和展览方式去改造旧社会，同时改造自己。”他和战友们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1939年1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敌后第一次新闻摄影展，于乡野路边展出抗战照片200余幅。

《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沙飞研究会常务会长司苏实认为：“以晋察冀摄影团队为代表的红色影像体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与西方同行但风格迥异的摄影模式，正是中国摄影人自摄影术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在追寻的东西，沙飞他们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很好地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