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女书：女性密文的“前世今生”

江永女书：女性密文的“前世今生”

江永女书是流传于古越文化和楚文化交汇处——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一带妇女专用的文字符号，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作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永女书虽然没有标准的教科书、经典著作以及学校教育组织，但其在一代代女书传承人的吸收、融合与创造中不断延续并成为自成体系、古老而独特的文化现象。

江永女书文化源起

“女书”顾名思义，是由女性创造的用于交流情感的文字或符号。江永女书的起源与生成路径说法不一，当地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女性仓颉造字的传说，从这些传说的共性中可以了解女书文化的起源。

女书的自然传承人义年华在《要问女书何处来》一文中写道：“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之后，女书研究者宫哲兵到江永县进行田野调查并将义年华讲述的民间故事进行记载：古时候，桐口村有户人家生下了九斤重的姑娘，众人皆唤她为“九斤姑娘”。由于传统父系社会不允许女性在公开场合诉说自己婚嫁后的生活，因而九斤姑娘用女红或纺织图案创造了一种交流符号——“女书”，借此向姐妹吐露心声。

与九斤姑娘造字说相似，盘巧造字说源于盘巧因上山砍柴被抓，在织布上以花边图案形状的文字组成求救信，由猎狗将求救信带回家乡而获救的故事。玉秀造字说形成于江永县姑娘胡玉秀因被选进皇宫，背井离乡，用绣花上的女红图案作为文字与家乡的姐妹们取得联系的故事。

这些有关江永女书的传说中，都有内在的共通点。首先，从内在逻辑上看，这几个传说都遵从被困—造字—土话翻译—解脱的内在逻辑，反映了有才华、有智慧的女性在父权制度下对表达思想、充实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实践探索。其次，从内容上看，女书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区域与性别特征，可以分为自创、记录与翻译三种，例如三朝书、传记等由当地女性自行遣词造句而成的为自创作品，儿歌、山歌、哭嫁歌、谜语等记录作品，以及《卖花女》等著作翻译而成的女书文本。这些都呈现了当地女性真实的生活与丰富的精神世界，体现女性追求个性自由与健全人格的独立意识。再其次，就功能而言，女书既是当地女性寻求友情、满足自身社会交往需要的传播媒介，又是增进女性之间情感与交流的润滑剂。在共同的生活场域中，江永县妇女们借助女书进行交往、沟通，在互相分享知识与智慧中潜移默化地实现自我教育，进而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体现了女书深远的育人意义。

总之，女书作为一种表达工具，将生活在不同场域、不同空间的女性紧密联结，是维系结拜姐妹之间的文化桥梁与互通信息的媒介。与此同时，女书刻画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女性勇于突破文化禁锢、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精神。

江永女书文化传承

学者贺夏蓉通过对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发现由于女书传承人主体经历了由自然传承人、半自然传承人到非自然传承人的转变，女书文化也经历了由自然传承人之间的传承、混合传承到非自然传承人之间的传承三个演变阶段。

自然传承人之间的原生态传承阶段。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女书是以口耳相传、口传心授的方式在当地妇女之间传承，这是在当地妇女文化水平不高的条件下最为自然的女书传承方式。在女书盛行地区，妇女即便不会写汉字或女书，但几乎每个人都会唱女书。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氤氲着独特的女性社会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民俗文化，如“不落夫家”“贺三朝”“过庙节”“吹凉节”“斗牛节”“乞巧节”等民俗文化。当地妇女自发组织、参与各种与女书文化相关的活动，并将女书文化融入到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女书的主人既是接受女书文化的人，也是传播女书文化的践行者，其所到之处即为女书文化流传之地。

该阶段的女书传承具备自发性与娱乐性、聚集性与隐蔽性的特征。女书传女不传男且除了“贺三朝”习俗外，女书交流的目的以娱乐为主，且没有固定的教育组织、教育方式、教材、专业教师等，学习者只能通过拜师学艺的方式习得女书。因此，精通女书的妇女在生活空间上还呈现家族式聚集特点。

民众口头与书面结合的混合传承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授予非自然传承人称号这段时间属于女书民众口头与书面相结合的混合传承阶段。第一种是以河渊村的何艳新为代表的自然传承人向半自然传承人的传承。何艳新的外婆杨灿灿是当时有名的女书自然传承人，她将汉字译成女书并用土话传授给半自然传承人何艳新——“第一代会女书的有文化妇女”。第二种是以胡美月为代表的自然传承人后期向非自然传承人传授女书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女书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作为女书自然传承人高银仙的孙女，胡美月积极投身女书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此外，她还在普美村开设了女书学堂，招收女书学徒并通过运用女书制作文创产品的方式，将女书文化向全国甚至世界进行传播。第三种则是以蒲丽娟为例的半自然传承人向非自然传承人的传承。作为半自然传承人何静华的女儿，蒲丽娟自小在母亲的影响下对女书产生浓厚的兴趣，随着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学习女书的人越来越多，她也下定决心学习女书并成为唯一能用毛笔字写原生女书的非自然传承人。

这一阶段的女书文化主要是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传承且表现出性别特征模糊、保护女书文化意识增强以及有特定教材等特点。一是传女不传男的特征逐渐模糊，部分男性也开始涉足女书文化的学习与研究。二是随着女书传人数量日益减少，学界积极呼吁民众参与女书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增强了民众保护女书文化的意识。三是传承者们开始编制一些女书教材，这些教材是经过几代女书文化传承人不断修正、流传的唱本。

政府主导下非自然传承人之间的传承阶段。20世纪末，国内外学者及政府相关部门开始高度重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女书的文物价值也逐渐得到学界与政府的肯定与关注，除了政府干预女书歌堂式传承外，女书文化既以文献、著作、报道等静态记载方式向相关人员进行科普，也以女书电影专题、录音录像、电子读物等动态记载方式向民众宣传女书文化的相关知识，女书文化传承的路径得到了拓展。

该阶段女书文化传承呈现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一是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复兴斗牛节、庙会、读扇等民俗活动，并在江永县建设“原生态博物馆”，女书传承从由民间传承人之间传承转向专家学者与政府倡导下的传承。二是2001年，中南民族大学与江永县政府联合创办女书学堂，并聘请胡美月担任女书专业教师，宫哲兵的《女书通》、赵丽明《中国女书集成》等著作作为指定教材，女书有了专门的学校、教材与教师。三是周硕沂作为长期深耕女书文化领域的男性学者，是当代女书文化的使用者、传播者与研究者，素有“女书研究第一人”的称号，打破女书传女不传男的传承局限。这都为女书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女书文化的教育功能

如今，一些江永女书的学习者参与到女书的使用、传承、创造与研究之中，发现人们在参与各项女书文化相关社会活动时，能在思维、想象力以及情感和审美等方面受到深远的积极影响。

对女书文化传承，能够培养人的创造性思维、想象力、注意力以及记忆力。一是对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女书相关的活动如书写、刺绣、读唱、研习等，能充分地调动人的左右大脑，提高人的思维水平。此外，女书多是即兴创作而成，在整个创作过程能培养女书传承人思维的敏捷性与灵活性。二是想象力的培养。从无到有、从零散到形成一个文字体系，女书文字创造和女书作品不断涌现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女书传承人想象力的发挥与创造力的运用。三是注意力的锻炼。由于女书的笔画较少且字形结构相对简单，字形相近的女书容易混淆，学习者们需注意力高度集中并认真甄别不同字的差异，才能掌握与精进女书文化，同时，女书作品的创造中有大量叙述性描述，需要创造者拥有敏锐的洞察生活及其内心世界的能力，以此为女书作品的创作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四是记忆力的训练。女书的传承需要通过语义记忆、声音记忆与形象记忆，识别几百个常用女书字体的形态、含义与发音，要求传承者能够将记忆中的女书素材进行快速地检索、分类与重构，能够有效地训练传承者的记忆力。

女书文化在培养女书学习者兴趣、激发情感共鸣和塑造审美能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一，受女书文化盛行与女性意识崛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当地女性从小就有一些与女书文化相关的兴趣爱好，如与同性结拜、做女红、习女书、织有女书的纸扇等。由此可见，女书文化作为闲暇时间的娱乐内容与一种特定的文化习俗，经历了稳定地代代传承的过程，其相关的习俗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学习者的精神世界。

其二，受女书文化中追求情绪表达这一特征的影响，女书文化的传承者和学习者能够在倾诉与倾听中，获得同情、理解、安慰以及精神上的鼓励，而且能够了解与体察他人经历痛苦的情感体验，激发其共情能力。传承者和学习者要用感性的灵魂触及生活世界的琐碎，而不至于钝化对日常生活的痛苦与快乐等体验的感受力，进而能创造出更多优秀的女书作品。

其三，在构字过程中，学习女书需有一定的审美判断，不断探索可以凸显女书字体美感的书写方式；在织绣过程中，需考虑图片的美观性与色彩的协调性，这些都能塑造女书学习者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与表现美的能力。另外，女书的创作与读唱也讲究韵律与节奏的优美，能提升学习者审美能力。

事实上，随着最后一位自然传承人阳焕宜先辈谢世，江永女书一度陷入传承断层危机。江永女书无论是在传承人还是当下的传承情况方面都不容乐观，女书文化中蕴含的宝贵育人价值也需要等待一个焕发生机的契机。

（作者罗利群系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高婉玉系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教育》2022年第11期）

作者：罗利群 高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