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一起聆听阿拉伯的起源传说

阿拉伯人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一起聆听阿拉伯的起源传说

第一章 阿拉伯的故事

一、阿拉伯的起源传说

当代中东有五大主要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其中，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占这些国家居民人口的绝大多数，还有一小部分在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人口总计近4亿。在旧的知识体系中，阿拉伯人被归于欧罗巴人种的地中海类型，北非和南阿拉伯的部分人混有尼格罗人种特征。阿拉伯语为阿拉伯国家的官方用语，属闪含语系闪语族，自6世纪起使用源于阿拉米字母的阿拉伯文字书写。今天，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阿拉伯穆斯林占世界穆斯林总人口（约16亿）的约四分之一，多数属逊尼派（Sunni），少部分属什叶派（Shi'ah），这些问题，我们后面还会细讲。此外，在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等地，还有一些阿拉伯人信仰基督教。

阿拉伯人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关于自身起源的古老传说。通过口耳相传和典籍记载，这些传说构成和表达了丰富多彩的历史记忆，并进而塑造了历史。近代的民族主义就是仰赖这些虽无法被确切考证但被广泛接受的历史神话（记忆），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各个民族。在这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阿拉伯人起源的故事。

阿拉伯人的传说，首先需要在普世的“圣经”叙事传统中寻找。随着现实中自然灾害的增多，大洪水毁灭人类和“挪亚方舟”的故事也不断地被人们熟知。这里我们不谈末世与信仰的复杂问题，单讲故事后来的发展。《圣经》和《古兰经》都记载了大洪水毁灭人类的故事，尽管细节上略有差别，但共同之处是通过保留少数“义人”（或信奉上帝/真主之人），相对简化了人类演生的谱系。也就是说，后代人类基本上都可以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挪亚及其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

根据宗教经典的故事脉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古兰经》称之为易卜拉欣（Ibrahim）］的后裔。今天的阿拉伯人就把亚伯拉罕奉为本民族的始祖。《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是闪的第九世孙，也就是挪亚的第十世孙。根据《圣经》记载的年代推算，亚伯拉罕出生于大洪水之后的第291年。无论是在《古兰经》中还是在《圣经》当中，亚伯拉罕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被奉为先知。因为得蒙神的眷顾，他的后代中出现了一系列先知。2020年9月15日，在美国的斡旋下，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在白宫签订了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标志着阿联酋和巴林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主权且与之建交，这被视为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先不说其对当代中东和平与国际关系的影响，这个协议的命名就体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把亚伯拉罕视为自己远祖的历史记忆，寓意是希望亚伯拉罕的后裔能不再彼此为敌，从而携手成为兄弟姊妹。

根据传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Sarah）很漂亮，但一直没能生育。撒拉于是劝说丈夫纳自己的使女哈泽尔（Hazer，《圣经》中称其为夏甲）为妾。之后，哈泽尔果然为亚伯拉罕生下一子——易司马仪（Ismail，《圣经》中称其为以实玛利）。母以子贵，生了儿子的哈泽尔就骄傲起来，并经常和撒拉吵架。亚伯拉罕为此很苦恼。在神的启示下，亚伯拉罕就把哈泽尔母子迁到了麦加河谷，而自己又回到巴勒斯坦与撒拉同住。《古兰经》上还记载了易卜拉欣（亚伯拉罕）和易司马仪重建被洪水冲毁的克尔白（Kaaba，又称天房）的事（3:96—97，2:125—127）。天房被认为是由人类始祖亚当所建，象征着神的居所。说亚伯拉罕重建天房，其实也反映了亚伯拉罕在伊斯兰教中的先知地位。

回家后，伤心的亚伯拉罕再次向神求子。结果，年老的撒拉竟真的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伊斯哈格（Ishaq，就是《圣经》中的以撒）。伊斯哈格有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雅各继承了家业。雅各［即《古兰经》中的叶尔孤白（Ya'qub）］后来改名为以色列，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的后裔后来迁入埃及，直至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摆脱法老的统治。这就是著名的“出埃及记”了。

接着说说在麦加河谷的哈泽尔母子。根据《古兰经》的记载，麦加河谷本来是不毛之地，哈泽尔带着易司马仪初到麦加时，曾奔走在萨法与麦尔卧两山之间寻找水源，神出于怜悯，在克尔白附近放出了清泉，后称渗渗泉（Zamzam Well）。直到今天，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必须在克尔白附近的萨法与麦尔卧两座山之间疾行7次，疾行之后再饮渗渗泉水。这都是有依据的，是为了表达对古圣先贤的怀念和对真主的感恩。在麦加周围游牧的主尔胡姆人得知有泉水出现后，纷纷赶来，以牲畜换得对渗渗泉的使用权。哈泽尔母子于是在麦加河谷安顿下来。易司马仪长大后，娶了一个主尔胡姆族姑娘为妻，他们的后裔就发展成为今天的阿拉伯人。

不过，关于上面这个故事，《古兰经》与《圣经》的记载有出入。根据《圣经》，以撒（伊斯哈格）的长子以扫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次子雅各（叶尔孤白）是犹太人的祖先，而以实玛利（易司马仪）流亡埃及不知所终。但不管怎么说，根据宗教经典的记载，今天势同水火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起源上是很近的。

根据学者的考证，亚伯拉罕可能出生在两河流域的下游，他后来随父亲穿越沙漠，西迁到迦南（Canaan，今巴勒斯坦）。所以，实际情况或许是这样的：阿拉伯人是他们西迁过程中途经阿拉伯半岛时留下的一支后裔。《古兰经》中说易卜拉欣（亚伯拉罕）反对偶像崇拜，被其宗族驱逐而不得不迁离故乡（这与后来先知穆罕默德的命运类似），但《古兰经》并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的迁徙路线。

传说毕竟只能提供隐约的线索，很难有确凿的论据去证明。从历史的角度看，“阿拉伯”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世纪，也就是公元前853年的亚述文献中的“阿拉伯人”。公元前530年的波斯楔形文字中出现了“阿拉比亚”。后来，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用“阿拉伯人”指称住在今天阿拉伯半岛上的人。“阿拉伯”在闪米特语（Semitic）中有“沙漠”的意思。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人”是指半岛上游牧的贝都因人（英文Bedouin来自阿拉伯语badawī，意思是“沙漠的居民”），他们生活与世隔绝，是血统、语言比较纯粹的“闪族人”代表。“贝都因人”的阿拉伯文意思是“荒漠中的游牧民”。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欧洲人习惯称阿拉伯人为“萨拉森人”，此称呼之来源向无定论，一种说法是源自阿拉伯文的“东方人”这个词。最近又出现一种论点，说这个词来自欧洲语言中的“荞麦”，荞麦这种作物在意大利语中叫“grano saraceno”，在法语中是“sarrasin”，源自凯尔特语；用“萨拉森”来称呼阿拉伯人，可能是以肤色指人，也就是说阿拉伯人的肤色跟荞麦的颜色很像。在早期的罗马帝国时代，“萨拉森人”主要指称西奈半岛上的游牧民族，后来，东罗马帝国用之称呼所有阿拉伯人。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以后，特别是十字军运动之后，欧洲人更普遍地用“萨拉森人”来称呼所有居于亚洲与北非的穆斯林。

二、阿拉伯的民族传统

1.沙漠游牧

说起阿拉伯人，不能不讲一下阿拉伯半岛的环境。阿拉伯半岛面积约30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地形上，阿拉伯半岛西部较高。半岛西南角的也门地区土地肥沃，宜于耕种，素有“阿拉伯乐园”之称。半岛内部的平原和部分高原被沙砾覆盖，沙漠约占半岛全部面积的三分之一。阿拉伯半岛上无常年河流，为热带沙漠气候，酷热干燥，农业和生活都不易，主要靠地下水。骆驼是古代阿拉伯人最常见的交通工具——需要注意的是，阿拉伯的骆驼是单峰驼。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阿拉伯半岛农作物缺乏，主要适合牛、羊、马、骆驼生活，因此，在古代，当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以游牧为主导，这里是广阔的内陆亚洲草原向北非游牧地带的过渡带，属于沙漠游牧类型。游牧民居住在毡制帐篷里，逐水草而居，生活较为简单、原始；他们尚武且擅骑射，生活半径比定居民大很多，土地财产观念也比较淡薄。机动性强的游牧骑兵是冷兵器时代世界上最好的战士，经常对定居社会形成巨大的压力，游牧和定居社会之间的战争、贸易、征服一直是世界历史上尤其是内陆亚洲—西南亚—北非地区的重要主题。直到近代，火器的大规模使用才使得游牧骑兵的优势丧失。这些历史主题，对于理解后来阿拉伯人的征服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理解古代突厥人和蒙古人在世界历史上崛起的一个重要思路。

主要生活于14世纪的阿拉伯著名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就认为，历史进程取决于游牧文明和定居文明两股力量的消长与均衡。他认为，游牧民生活简朴，性格坚毅，容易成就伟业，一旦变成了定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锦衣玉食的生活就会使他们堕落。赫勒敦相信，每一个部落、国家都在苦难、匮乏、战争中逐渐壮大，而奢侈、贪图享乐只能使其慢慢走向衰败。[1]赫勒敦的观点对穆斯林和西方都影响很大，和古代中国史家将游牧民斥为野蛮的观点颇不一样。[2]

阿拉伯半岛南部是绿洲农业社会，定居性的城镇生活发达；北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在社会组织上，阿拉伯人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牧场、水源、沙漠绿洲地区的可耕地是部落的共同财产。古代阿拉伯人的职业以养骆驼、养羊、狩猎、经商和劫掠为主。

2.民族传统

虽然也有一小部分阿拉伯人经营农业和商业，但古代阿拉伯人的总体特征是以游牧部落生活为主，财富不易积累，文化不发达。阿拉伯人的民族传统，一是崇尚“个人主义”，喜欢游牧，不喜约束，强调自由，生活环境开阔，喜欢野外。时至今日，阿拉伯人中仍存在着这样的普遍特征：好面子，自尊心强；痛恨压迫，好反抗。

二是强调部落感情，重血缘，这是一个部落—氏族社会的典型特征。在阿拉伯人中，每顶帐篷代表一个家庭，每块宿营地代表一个氏族。氏族由上溯五代有共同祖先的人组成，是军事单位；部落由四五个氏族组成，是政治单位。为了加强实力，部落还会联合成部落联盟。今天，在阿拉伯国家中，部落传统依然盛行。例如，萨达姆政权就曾依靠萨达姆的生父、继父和母亲的三大部落，政权领导人之间都是亲戚关系。阿拉伯社会中，熟人效应普遍，人们极端关注血缘，氏族部落的酋长称“谢赫”（sheikh），负责仲裁纠纷、寻找牧场和保护水源。古代阿拉伯人崇尚血亲复仇，某家族的男性被杀，上下五代的男性都有义务为之报仇，而报仇的对象是仇人本人或其上下五代中的任何一个成年男性。仇人为了避免被杀，可以交纳“血金”，但这种方式比较耻辱。对阿拉伯人来说，最可怕的是失去氏族和部落的保护。没有了氏族和部落的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后来，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也曾因传播伊斯兰教而失去了所属氏族和部落的保护。[3]

三是尚劫掠。古代阿拉伯人冲动好战，但也极其冷静。劫掠是部落间关系的常态，以劫掠致富被视为光荣而高贵的职业。对此有诗为证：“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4]贸易和劫掠被视为向城镇居民索取生活资料的手段。

四是极好客。贝都因人以好客闻名，若有沙漠旅人叩门，他们必定毫不吝啬、不求回报地招待旅人及其随从，并照看他们的牲畜。主人乐于彰显自己的热忱和对宾客的尊重。

五是古代阿拉伯人普遍存在歧视女性的现象，例如活埋女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现象在伊斯兰教出现后被禁止了。关于伊斯兰教对女性的态度，有一些观点值得我们了解。美国学者邓尼丝·卡莫迪（Denise Carmody）说：“学者们一致认为，穆罕默德的启示对于妇女来说是给她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好处，因为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妇女几乎还没有任何权利。”[5]《古兰经》在谴责当时人们歧视女孩的丑态时讥讽道：“他们的一个人听说自己的妻子生女儿的时候，他的脸黯然失色，而且满腹牢骚。他为这个噩耗而不与族人会面，他多方考虑，究竟是忍辱保留她呢？还是把她活埋在土里呢？真的，他们的判断真恶劣。”（16:58—59）如一位学者所说：“禁止活埋女婴也反映了伊斯兰教的人道主义色彩，这是伊斯兰教带来的一大进步。”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需要历史地看待。

三、先知的教谕

1.在两大帝国之间

在伊斯兰教兴起前，阿拉伯半岛长期处于拜占庭和波斯两大帝国之间。半岛上也曾建立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权。在6世纪末7世纪初，半岛西北部的叙利亚、北部的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属于拜占庭的势力范围，东部伊拉克主要是波斯帝国的势力范围。

历史学家威廉·罗森（William Rosen）指出，东罗马帝国在查士丁尼（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时期进入黄金时代，收复了意大利和北非，颁布了法典，小亚细亚和黎凡特地区也出现了繁荣的自由城市，但这一切都在6世纪的多次瘟疫中被毁灭了，欧洲损失了2 500万人口，罗马帝国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古典文明随之衰落。而在欧亚大陆的东边，几乎同时进行的是中国隋唐王朝的统一运动，盛唐成功地建立了疆域广阔的统一帝国，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或模式）。此为东西方之不同。对欧洲来说，紧接着迎来的是伊斯兰文明在近东的崛起及其挑战，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在此过程中，欧洲再无统一帝国，最终走向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6]

拜占庭和波斯两大帝国长期争雄，但均无力深入阿拉伯半岛的沙漠腹地。波斯帝国扶植拜火教对付马兹德教派起义，并趁机夺取也门，于575年将埃塞俄比亚人驱逐出去。拜占庭从此失去了对红海出海口的控制。到7世纪，局势更加混乱。波斯帝国攻占叙利亚和埃及，进逼小亚细亚；拜占庭的东方沦陷。622年，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带领穆斯林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这一年，希拉克略（Flavius Heraclius，约575—641）成为拜占庭皇帝，相继收复西亚和埃及失地。波斯方面则因连年征战和宫廷政变，已无力对外发动战争。两大帝国之间的消耗使它们两败俱伤，这对后来阿拉伯人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有利条件。

商业贸易对于当时的阿拉伯人来说至关重要。当时有两条重要的商路：一条是东线，沿波斯湾，经底格里斯河，穿过叙利亚沙漠到巴勒斯坦；一条是西线，在红海海岸。商贸给荒凉的沙漠赋予了勃勃生机。由于波斯人和拜占庭之间的战争，位于阿拉伯半岛西侧的汉志商道发展起来。麦加由于奉行中立政策，地位上升，成为控制汉志商道的国际贸易枢纽。先知穆罕默德所属的哈希姆家族最初就是靠组织阿拉伯部落建立“商业联盟”而起家的，他们经营的是驼队“物流”产业。可以说，波斯和拜占庭两个帝国的敌对使阿拉伯人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了。

2.伊斯兰之前阿拉伯人的信仰

在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人的信仰是多神崇拜和拜物教（按照伊斯兰教的历史观念，多神崇拜的阿拉伯人已经背弃了他们的先祖也就是建造天房的易卜拉欣的一神教传统）。每个部落都有自己崇拜的神灵（偶像）。据称，当时麦加的克尔白里有各部落的偶像360尊。克尔白每年举行盛大的典礼和祭祀，半岛各地的人多来朝拜。可见，在伊斯兰教之前，到麦加朝拜就是阿拉伯人重要的宗教事务。在今天，每年约有200万穆斯林到麦加朝觐。当然，这么大规模的人员聚集，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踩踏事件。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暴发，也迫使沙特取消了当年的全球性朝觐活动，只允许沙特的1万人参加朝觐。朝拜天房是穆斯林的朝觐内容之一，克尔白的墙中嵌有黑色陨石（玄石），伊斯兰教兴起后，偶像崇拜被禁止，但玄石得以保留，至今仍为圣物。

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巴勒斯坦的犹太教、罗马和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伊朗的拜火教给阿拉伯人带来了不同形式的一神观念，但均未能在广大阿拉伯人中扎根，大部分阿拉伯人仍信奉原始拜物教，只有很少人接受了基督教。

贸易的兴盛使得麦加成为通往也门、叙利亚和内志的枢纽。当时的麦加人生活富足，整日吃喝玩乐，出现了明显的“堕落”迹象，比如有人围着天房喝酒，更不用说到处都是偶像。麦加人不允许别人非议自己的宗教和信条，同时反对亵渎偶像者。当时，各个部落是独立的，过着独立的生活。不过，商业和信仰环境已经使麦加具备了超越部落的条件。当然，这对部落而言是危险的。

当时，麦加出现了传闻，说要有先知出现了。麦加的古莱什部落（Quraysh）地位很高，他们负责掌管天房的钥匙。以后，包括先知穆罕默德在内的早期穆斯林重要领导人，基本上都出身于古莱什部落，这个部落堪称阿拉伯人中的“黄金家族”。当时，针对传言，作为麦加重要管理者的阿布·苏富扬（Abu Sufyan，约565—约650）尤其警惕，他来自属于古莱什部落的倭马亚家族（Umayyads）。他强调，修道者们需要先知在宗教上开导启迪他们，但他自己是靠偶像接近神的人，因此，不需要什么先知。通过周边影响以及经商活动，有些麦加人还是了解了一些一神教信仰的观念，这种信仰带来了一种信念——救赎（salvation）是可能的。这当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思想。可以说，这个时候，麦加已经处于等待先知引领的状态，这个即将出现的人，就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和圣人穆罕默德，他将协调不同宗教的不同理念。

3.伊斯兰教的诞生

中东地区是当今几大一神教的起源地，至于为什么这个地区会产生一神教，通常让人感到很神秘和困惑。当然，按照神学给出的解释就是源于上帝的意志。这个一神教体系的形成大约要追溯到4 000年前的巴勒斯坦，这里诞生了犹太一神教的传统。这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故事。犹太人自视为上帝的“选民”，迦南地（巴勒斯坦）被视为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土地，是流亡的犹太人必然回归并重建其“千年王国”的地方。公元元年前后，基督教诞生了，基督教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地中海世界占据主导地位。

到了公元7世纪初，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隋末唐初，红海东岸的麦加—麦地那地区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在一神教的序列中，伊斯兰教是新出现的，那它一定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自证其“合道性”（legitimacy）。

“伊斯兰”（Islam）的意思是“顺从”，“穆斯林”（Muslim）的意思就是“顺从（真主）的人”。从穆斯林的视角看，先知穆罕默德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复兴者”。因为，按照伊斯兰教的历史观，真主曾在之前多次给人类以启示。我们前面提到，亚伯拉罕就是伊斯兰教认可的先知，《古兰经》里提到他和儿子重建麦加的天房，本身就是“顺从”神的表现。当然，后来有多重原因导致了对真主（上帝）“信息”的扭曲，以及人们又“堕落”到拜物教的状态。而真主不曾放弃人类，继续怜悯人类，就又拣选了多个伟大的先知和使者来传递他的“信息”，比如摩西、耶稣。而穆斯林将穆罕默德视为最后一位先知，即“众先知的封印”（The Seal of Prophethood）。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兰教的观念中，《古兰经》记载的都是真主的语言，先知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也就是真主“信息”的传递者。

7世纪之前，中东地区的宗教面貌是多元的，这里有基督教、犹太教，伊朗那边的人信奉拜火教。仅过了100多年，伊斯兰的势力范围就扩大到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西南欧、伊朗、北非以及中亚地区。在数百年中，这些地方经历了深刻的伊斯兰化，此后，除了在西班牙，其他地方的伊斯兰化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得以巩固，并不断向外拓展。即使经过11—13世纪的200多年的十字军运动的“反扑”，这个态势也没有改变。

当十字军打着“圣战”旗号来到中东时，他们惊愕于医学与法律相当完备的“异教徒”们的先进文明，甚至有人干脆留下来学习穆斯林的先进文化。换个角度看，十字军东侵时，在伊斯兰世界发现了当时的“现代性”。[7]十字军觊觎的是三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圣城——耶路撒冷。《古兰经》里曾提到先知穆罕默德“夜行”（Israʾ）和“登霄”（Miʾraj）的故事，对此，穆斯林是坚信不疑的——先知穆罕默德在621年7月的某个夜晚乘天马在天使陪伴下刹那间从麦加到了耶路撒冷，并从那里“登霄”见到了真主本体。这是耶路撒冷成为穆斯林圣城的依据之一，当然，后来阿拉伯帝国对耶路撒冷的统治和建设是更重要的依据。这是我们理解当代巴以问题或阿以冲突的必备知识。秉持伊斯兰主义的哈马斯认为巴勒斯坦是先知留给穆斯林的神圣财产，具有不可转让的神圣性。它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以和平方式实现与以色列的和解，执意要消灭以色列，并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起初，伊斯兰的事业在麦加遇到过挫折，先知穆罕默德在622年带领穆斯林迁徙到了麦地那，并在那里建立了稳固的穆斯林公社，后又以麦地那为中心统一了包括麦加在内的阿拉伯半岛。先知在麦地那时曾与犹太人签订过《麦地那宪章》（Sahifah Al-Madinah/Constitution of Medina），并短暂地要穆斯林也向耶路撒冷朝拜过。

先知穆罕默德于632年突然去世后，阿拉伯的历史进入“四大哈里发”时代。先知本人对于继承人没有明确指定，他自己也无直系男嗣。早期哈里发（Khalifah，意思就是“继承者”）的产生要么是推选，要么是“禅让”或指定。经过穆斯林的推选，先知的岳父阿布·伯克尔（Abu Bakr al-Siddiq，约573—634）成为第一任哈里发，不过两年后他就去世了。第二任哈里发为欧麦尔（Umar ibn al-Khattab，约586—644），他也是先知的岳父，由伯克尔指定为哈里发。在欧麦尔执政的10年里，穆斯林的征服业绩显赫，控制了叙利亚、两河流域、伊朗和埃及。欧麦尔在伊斯兰国家的管理方面也确立了很多制度与立法的典范，他本人也没有留下什么有争议的瑕疵，被公认为是先知之后最伟大的穆斯林统治者。

欧麦尔被刺杀身亡后，年约七旬高龄的奥斯曼（Uthman ibn Affan，约577—656）被推选为第三任哈里发，他来自颇具势力的倭马亚家族，这个家族和先知的家族——哈希姆家族——都属于麦加的古莱什部落。同时，奥斯曼是先知的女婿，他先后娶了先知的两个女儿。他虽已年逾古稀，但执政长达12年，可是他的统治后期问题很多，以至于穆斯林内部产生了矛盾，奥斯曼后来死于叛军之手。656年，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Ali ibn Abi Talib，约601—661），作为跟先知在亲缘关系上最近的人，在纷扰之中被推上了哈里发的位置。

阿里上台后不久就宣布迁都，离开麦地那，到了今天伊拉克南部的库法。如今，伊拉克南部的穆斯林主要是什叶派（阿里的追随者）。虽然阿里继任了哈里发，也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但他遭到了当时的叙利亚总督、出身倭马亚家族的穆阿维叶（Muawiya ibn Abi Sufyan，约597/603/605—680）等人的反对，他们以为奥斯曼报仇为由，对阿里兴师问罪。于是，双方发生了战争。在657年的隋芬之战中，胜利明显属于阿里一方，但他接受了对方狡诈的“以《古兰经》裁决”的和谈要求，这遭到了阿里阵营中主战派的反对，他们脱离了阿里的领导，成为哈瓦立吉派。“哈瓦立吉”（Khawarij）即“出走”的意思，哈瓦立吉派是教义上比较极端的一派。“《古兰经》裁决”的结果竟然是让阿里和穆阿维叶都放弃哈里发职位，这对军事上本来已经取得胜利的阿里来说是重大挫折。661年，哈瓦立吉派派出杀手分头刺杀穆阿维叶和阿里，但结果是穆阿维叶受伤，阿里被刺身亡。这是伊斯兰教历史的一个重要拐点。

阿里死后，他与先知的女儿法蒂玛所生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先知的两个外孙（哈桑、侯赛因）先后继任，但都死于倭马亚家族之手，倭马亚家族从此背上了杀害圣裔的恶名。倭马亚家族最终自立哈里发，建立了倭马亚王朝（Umayyad Dynasty，661—750，中国史称白衣大食），这是阿拉伯历史上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倭马亚王朝之后是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750—1258，中国史称黑衣大食）。

拥护阿里的一派即阿里党人，被简称为“什叶派”（“什叶”即党人的意思）。最初，这只是一个政治派别，后来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宗教思想体系，伊斯兰教也就分成逊尼派（又称“正统派”）和什叶派两大派别（两大派别之下还有支派）。逊尼派承认四大哈里发都是合法继任者，因此获得历代哈里发国家的扶植而广泛流传，当今世界上的穆斯林多属逊尼派；而什叶派只承认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合法的继任者，信奉什叶派的人数量相对较少，现主要分布于伊朗、伊拉克等地。

总之，伊斯兰教使得在恶劣环境中多年默默无闻的阿拉伯民族走上世界历史舞台，成就了一番伟业。通过创立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以其雄才伟略初步完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团结起来的阿拉伯人，旋即释放出多年沉寂生活中被隐藏的激情与活力。对财富的追求在宗教的旗帜下也变成了对信仰的践行。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阿拉伯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展开了对外征服，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帝国，雄踞古代近东历史数百年。随着阿拉伯穆斯林的对外征服与帝国的崛起，半岛之外也加速伊斯兰化与阿拉伯化。不过，在1258年定都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被蒙古人正式灭亡之后，最终继承了中东伊斯兰帝国遗产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也逐渐向北移动到了伊斯坦布尔。

[1] ［突尼斯］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李振中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

[2]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3]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47页。

[4] ［美］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

[5] 潘世杰：《从〈古兰经〉看伊斯兰的妇女赋权思想》，《伊斯兰文化》2013年第1期。

[6] William Rosen,Justinian's Flea:Plague,Empire,and the Birth of Europe,New York:Penguin Group,2007.

[7] ［美］乔纳森·莱昂斯：《智慧宫——阿拉伯人如何改变了西方文明》，刘榜离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