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桓阶的亲身经历：证明站队比才能更重要的曹魏大臣

三国桓阶的亲身经历：证明站队比才能更重要的曹魏大臣

有句话叫做臣子择明君而事之，是说不仅是君主选择臣子，当臣子也同样在选择君主。这要是放在一统天下的和平年代，这句话未必有用，为什么？因为不管皇帝是昏君还是明君，你根本就没得选择，你能选择的只能是不出来当官。能反映这句话意义的是在战乱年代，三国就是最典型时期之一。

三国鼎立之前，统一的天下已经是分崩离析，有地盘有实力有野心的诸侯不下十人，他们为了能够代汉而立，都在拼命地搜罗人才，而真正有才学有能力有眼光的人却不会轻易以身相许。比如说曹操手下的荀彧，袁绍以很高的礼节对待他，他的弟弟和同郡人郭图等人都委身于袁绍，他却离开了这个当时天下实力最为强盛的人投奔了曹操。更典型的例子是诸葛亮。出仕的时候天下形势已经基本明朗，北有最为强大曹操，南有“已历三世”的孙权，身边还有一个“带甲十万”的刘表，但诸葛亮一个也不选择，偏偏选择了当时还是手无寸土的刘备。不管后来是不是由刘备所创政权统一了天下，但诸葛亮的政治主张能被君主所接受并坚定不移地实行，官位能够达到“位极人臣”的丞相，还能成为下一代的顾命大臣，作为臣子，整个中国历史能有几人？

想想看，还有比这个选择更为明智的吗？稍逊一点，三国这样的明智之人不少，像张绣手下的贾诩，他不但自己看好曹操，还要说服主子一块儿投奔。不过，贾诩所选主公甚多，多有不成事之人，所以，贾诩谋略虽高，见识则说不上有多明，至少，他比诸葛亮等人还是有差距的。三国时期还有一个人，他一生面临着三次抉择，而每一次的抉择都在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尤其是最后一次，曹操在曹丕和曹植两个儿子之间的摇摆不定，也导致了大臣们选边站队。在这个人身上可以证明，站队正确跟对人，有时候比才能更为重要。

这个人就是桓阶。

桓阶（？—221年），字伯绪（《孙夫人碑》作伯序），长沙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桓阶字伯绪初任郡功曹，太守孙坚察举桓阶为孝廉，任命为尚书郎。桓阶的父亲桓胜死后，桓阶回到家乡奔丧。恰在这时，孙坚因为攻击刘表战死，桓阶冒着生命危险去见刘表，乞求孙坚的尸体要为他发丧。刘表被他的义气所感动，就将孙坚的尸体给了他。曹操平定荆州，感念桓阶曾游说长沙太守张羡投曹，任命他当丞相主薄、赵郡太守。曹操封公建国，桓阶任虎贲中郎将、侍中。曹丕继位，桓阶任尚书令、侍中，封高乡亭侯，被曹丕视为寄命之臣。

察举孝廉是汉代官吏的基本选拔制度。在制度制定初期，它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但随着一个朝代的没落和官场的腐败，这项制度也逐渐变味走调，成了豪强和官吏安插私人亲信的工具。具体到桓阶来说，他得到了孙坚的举荐，也就是把自己纳入了孙家的人事体系。

曹操和袁绍相拒于官渡，袁绍前来联合刘表，刘表虽然并没有进攻曹操，但却答应了袁绍的联合要求。桓阶劝说长沙太守张羡说：“举行大事而不从道义出发，没有不失败的。现在袁绍背道而行，而刘表响应他，这是自取祸患。”当时，曹操已经将汉献帝迎接到了许县，以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袁绍不接受汉献帝的任命，而又将进攻的目标定为许都，这在道义上是有亏的，所以桓阶才会说这是“背道而行”。桓阶又说：“您如果想立下功劳，申明正义，保全幸福，远离祸害，就不要和他们联合。”张羡说：“那么我倾向谁才行呢？”桓阶说：“曹公虽然实力较弱，但仗义起兵，解救朝廷危难，尊奉皇上的命令讨伐有罪的人，谁敢不服从？现在您率领四郡保住三江等待他的到来，并做他的内应，不是可以吗？”张羡同意他的意见，率领长沙和周边三郡抗拒刘表。同时派使者去见曹操。曹操虽然很高兴看到这件事，但由于和袁绍相持于官渡分不开身，只能是眼看着刘表攻打张羡。张羡病死后，长沙城也被攻陷，桓阶自己便躲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刘表找到桓阶，任命他为从事祭酒。刘表想把妻子的妹妹蔡氏嫁给桓阶，他以自己已经结婚为理由予以拒绝，并乘机托病辞去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