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历史回顾80多年前的烟毒考验

禁毒历史回顾80多年前的烟毒考验

红军长征路线图（图片源自百度百科）

长征，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各主力部队撤离长江南北各根据地，转战两年，最终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各路红军长征经过的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鸦片产区。对此，红军中的一些干部、战士在自己的文章或日记中都有描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部队一进入贵州，就看见贵州军队“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使农民之生活，终年辛勤而不得一饱”，只是“鸦片满地”，“云南鸦片所结之果实如拳，较大于川黔所出者”。红九军团司令部文书林伟在日记中称，王家烈的25军完全就是“双枪兵”（笔者注：“双枪”是指打仗用的步枪与吸鸦片的烟枪），因此，“滇军打仗像绵羊”。这些记叙真实记录了红军长征途中所经过的一部分地区鸦片泛滥的情况。

尽管长征途中环境险恶，条件十分艰苦，但中国共产党对鸦片烟毒祸国殃民的认识始终是清楚的，一贯坚持严禁鸦片烟毒的初心不改。然而，在领导红军完成战略转移的同时，又能恰当处理鸦片问题，这对处在长征这一特殊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次挑战和考验。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1935年1月14日在对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中写道，为了迅速发动群众，策略上应该“明白宣布苏维埃对于鸦片的态度，指出鸦片是帝国主义军阀对于群众的麻醉与剥削，现在苏维埃并不强迫戒烟，并不强迫铲烟，而劝告群众不吸鸦片，以健康身体，不种鸦片增加生产，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强迫种烟与勒收烟税的国民党军阀。”

红军长征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在补充兵员时如何处理“烟鬼”的问题。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红军中是坚决禁止吸鸦片烟的，因此“大烟鬼”不能被征召入伍，参加红军队伍。但是，红军长征时所经过的大多是鸦片泛滥之地，青壮年吸大烟者比比皆是，如果完全禁止征招“大烟鬼”入伍，就无法解决兵员的缺乏，而招募了新兵，就有可能大都为“烟鬼”。加之各地方军阀部队中大多数士兵吸鸦片，对抓到的俘虏兵又该如何处理？为此，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中分析指出：“在原则上尽可能争取俘虏兵当红军，吸鸦片只要瘾不深能限期戒去的应争取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营或新兵营的训练，在这时期把烟戒去，然后补入部队。”遵义会议后，当时的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针对俘虏兵的鸦片烟瘾问题，在1935年2月10日发布扎西缩编令时指出：“各军团的新兵，一般的应利用此次缩编补入到各战斗连中去，惟大烟瘾尚未戒脱的新战士，则仍留新兵连训练。”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秘闻》一书中，曾记载有关于红二方面军在对待鸦片的问题上有一条死规定：“不收大烟鬼。”然而，红二方面军在通过黔东和湘西地区时，也遇到当地“烟鬼”很多，红军无法补充兵员的问题。贺龙、肖克等采取了灵活的办法，先吸收“烟鬼”入伍，然后让他们戒烟，逐渐减少吸烟量。军医给他们讲课，帮助戒毒，经过一个月，大多数“烟鬼”就能戒掉烟瘾，改变吸鸦片的恶习。

曾随红六军团一起进行长征的瑞士籍传教士鲁道夫·阿尔费雷德·勃沙特，在其《神灵之手》的回忆录中，真实记录了红军帮助自己的阶级兄弟戒掉鸦片烟瘾的动人场面。他说，红军对那些刚入伍的新兵进行了戒除抽鸦片恶习的伟大实验。凡有这种恶习的新兵一律被集中到一起，免除操练和勤务，给吃最好的伙食。同时，卫生员发一种药品来减轻他们戒烟的痛苦。经过几个星期后，渐渐使他们戒掉烟瘾。

红军在长征途中，就是这样采取了面对实际，积极灵活的办法，既招募了新兵，又防止了烟毒在部队中流行。最后，各路红军在长征途中共补充了大约2万人的兵力。

（作者系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转自：中国禁毒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