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千秋！原江苏省长惠浴宇回忆建设苏北灌溉总渠和江都水利枢纽

功在千秋！原江苏省长惠浴宇回忆建设苏北灌溉总渠和江都水利枢纽

1951年5月，党中央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周总理亲自为治淮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方针，作了具体部署。

1950年秋，在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兼淮委工程部长汪胡桢、中央水利部刘钟瑞司长率领下，淮河入海水道查勘团一行四十多人沿河考察，参加考察的有各方面的专家。

江苏的治淮从何处开始？1951年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带了苏联专家布可夫来，由安徽省委书记、淮委副主任曾希圣陪同，沿着淮河，进行了实地勘查。进入苏北后，我带了熊梯云、王元颐去陪。苏北落后、贫穷，消息闭塞，淮河两岸又是淮海战役的战场，有些农舍的墙壁上，战争年代的宣传口号还在那里："打到北平去，活捉傅作义！"我大大咧咧地也没注意。傅作义部长要访贫问苦，一头钻进农舍去和农民聊天，布可夫站在门外，指着标语批评说，你们对傅部长太不尊重，明明知道傅部长要来，为什么还留着这个？我这才发现出了毛病，立刻叫行署的公安局长来，派他沿淮河沿线检查，把此类的宣传口号一律刷掉。傅部长巡视完毕，召开了治淮委员会议，回京去了。布可夫留下了，和王元颐、陈志定一起搞江苏的首期治淮方案。1950年4月，淮委工程部提出了"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这是治淮的第一个总体规划文件，其中中下游的整治方案，就是布可夫和各地专家一起研究制定的。

"治淮方略"形成后，刘宠光、汪胡桢带了"方略"应召赴京，由李葆华副部长带往中南海西华厅，向周总理作了详细汇报。

布可夫热情友好，有在苏联参与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丰富经验，能吃苦，也能体谅我们的难处。有一次我陪他在宝应泡大澡堂子，我向他道歉，说我们这儿条件差，只能这样洗澡。他说：你别听他们吹牛，苏联也穷得很，一样有苍蝇、蚊子、跳蚤。他有时也摆"老大哥"的架子，那个时候对苏联专家的态度，往往会被视为政治问题，发生了矛盾，苏联专家动不动就告状，总是国人不对，轻则检讨，重则受处分。我们之间当然也会有争论，但大家都服从科学，从实际出发，重大决策上都能够一致。在华东水利部和治淮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50年代治淮的总体思路和规划，他是作过关键性贡献的人物之一。"吃水不忘掘井人"，对于为中国的治淮事业做出实际贡献的外国人布可夫，更加值得纪念。后来他回国了，时在我念中，不知他还健在否？

根据布可夫和王元颐的建议，我们选准了修建苏北灌溉总渠为苏北治淮第一仗。方案经过淮委的审查，报华东水利部。淮委主任曾山同志在蚌埠听取了汇报，召集会议研究。华东水利部几位副部长刘宠光、汪胡桢多次到苏北来考察。

华东局通知我，政务院要听取汇报。我带了熊梯云、王元颐，淮委派秘书长吴觉同志一同前往。周恩来总理召集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听了汇报。周总理对许多工程的细部问题都详加询问，吴、熊、王诸同志一一回答。王元颐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平时待人接物谦和礼让，见到周总理和这样多国家及政府的领导人，更是拘谨，但一说到他们的本行，就如淮河水一样浩浩荡荡，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样子。他们的话比我们更有说服力。周总理一字一句都作了记录。当时正值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中央财政和物资的紧张可想而知。有的副总理、有的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事情是应该办的，但是就目前中央提供的实际支持的能力看，规模是不是太大了？尤其是蓄水问题，本来上游就有想法，按当时的国力，能解决防灾抗洪解脱人民痛苦就很是勉为其难了，解决蓄水，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利事业了，能不能以后有条件了再搞？搞这样的工程，用的钱都能铺到香港了。上游有的省的同志也说：我们那儿除涝还忙不过来，你们倒要花钱搞灌溉了？周总理把茶杯往茶几上猛一顿，严厉批评那位同志说：“你的老毛病不改，为什么不好好听听，先分什么你们我们？”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都是积极支持这项工程的，我们当然体谅中央的困难，但作为具体实施者又希望能将工程的效益发挥得更好一点。我也不说别的，只说我们苏北是下游，面对大海，淮、沂、沭、泗四大害河，均要出海，我们有义务敞开大门，让兄弟省泄洪，我们一定办到，具体泄多少，按中央指示办。会议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时争执不下。周总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拍板说："苏北人民在战争期间，响应党的号召，上去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出了那么多烈士，洪水给你放下海，它够资格蓄一点水嘛！我们应该支援他们……河南上游，以蓄为主；安徽中游，泄蓄兼施；江苏下游，以泄为主，蓄为辅……，苏北五大工程，提得有气魄，我都同意。要保证八百流量，废除归海坝。什么叫归海坝？水大了马上放水淹人就是了，我们党领导的新中国，这样下去怎么行？"他指示我们说："今天晚上就批准灌溉总渠，你们要像搞新沂河那样搞好这条河。"周总理当即批给大米一亿斤，支持灌溉总渠的兴建。

傅作义部长为了协调好中下游的关系，还专门请曾希圣夫妇和我们夫妻俩到他家吃了一顿。我们这些从根据地来的"土包子"，这才知道人世间还真有美味佳肴。

不过，从那次以后，也有一种议论，说我们江苏的水利重大轻小、好大喜功。我们不听那一套，水利事业最得讲究实际，该大就得大，该小就得小。江苏的地形，苏北大面积是平原，苏南大面积也是平原，没有大型骨干工程，小型的往哪里配套？没有大型的水利工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人民的事业，只要可能，当然办得越大越好。

回到苏北后，我立即在淮安召集县委书记会议。我传达了周总理"三省共保、蓄泄兼施"的方针。针对一些干部群众中存在的帮中上游泄洪，却要在我们苏北动迁占地出工的吃亏思想，我说：淮河本来是一条好河，封建统治者让它成了一条害河。中央作出了根治淮河的决定，在过去一年中，淮河中上游的人民已经做了许多重要的工程，取得很大成绩。我们苏北人过去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也要气魄大一点，敞开大门，让河南安徽的水下来，直奔大海！鲁皖两省为治理淮河、支援江苏的水利事业已经提供了很多帮助，现在是我们苏北人民回报他们的时候了。我们三省的人民，同在一条河边，同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当然要同甘共苦，一起过好日子！

我和钱正英、布可夫会合，再一次考察灌溉总渠的龙头工程高良涧闸的选址。在扬州见面时已经傍黑。我们商量明天的行程，是陆路还是水路？陆路距离短，但路况恶劣，颠得很。水路当然舒服，但小轮船慢得很。熊梯云一个劲动员我们坐船；我性急，能坐车哪肯坐船。我不耐烦：定了坐车，熊梯云你婆婆妈妈干什么？当即决定把船退了，坐车。熊梯云不好再说什么。钱正英看我定下来了，也不说什么，回房休息了。我和熊梯云又商量了一些其他事情，正准备睡呢，熊梯云才告诉我，钱正英已怀第一个孩子，七个月了。我急了，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我是感觉到钱正英走路有点异样，但对女同志又不好盯住看，再重新安排也来不及了。第二天上路，我让顾静陪钱正英坐一个车，再调了个医务人员来，万一有什么事也好照应。我和布可夫、老熊及随员挤一个车，布可夫对我吹胡子瞪眼，说你们中国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不会照顾女人，农民意识，一点骑士风度也没有。熊梯云和布可夫平时互不买帐，这时倒一致得很。我没话说，是我粗心。从高良涧回淮阴，正下大雨，又不通车，冒雨走了好长一段，更是一路上听他们数落埋怨。

钱正英知道在建国初期上这个工程，来之不易，矛盾很多，离不开她。她不肯离开工地去生孩子，她甚至考虑要坚持在工地，不要孩子，所以她怀孕后一直不离开。直到9月份了，才回上海，10月份就生了。

1951年冬，苏北各县五十万民工上了工地，水利部特派一个水利营来助阵。各县都由县委书记或县长亲自带队。11月下旬，工地上飘起了鹅毛大雪，为了赶工期，各县组织增援，最多时民工达八十万人。一条长一百六十八公里的人工入海通道，开挖土方八千万立方米，排洪量达七百秒立方米，仅用了八十个晴天，就完成了，还同时完成了高良涧闸、淮安运东闸、六垛三座节制闸。

5月和10月，三批世界各国的友人来灌溉总渠参观，他们听了介绍，激动地说："圣经"上说要修一条通往天堂之路，靠神的力量没有修起来，如今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双手正在修一条天堂之路。他们在水利工地上和民工一起喊号子打夯，干得汗流浃背。

苏联有一位青年水利专家，很漂亮的一位姑娘，听了介绍说第二年夏汛前就要竣工放水，说什么也不信。布可夫在一边说中国人比俄罗斯人要勤劳，能吃苦，她还是不信，盯住了熊梯云要打赌，说第二年她还要来。熊梯云说打赌就打赌，欢迎你再来。第二年竣工典礼，她果然来了，输得心服口服，对熊梯云佩服得不得了，也亲热得不得了。熊梯云打赌时凶得很，这时候成了赢家，胆子反而小了，封建脑袋，连一张照片也不肯跟人家拍，被那个俄罗斯姑娘追得直躲。

在中原和苏北大地上横行肆虐了七百余年的淮河洪水，从此有了自己的入海通道。当然了，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气魄还不够大，作为淮河的入海通道，总渠的规模还是太小了。

布可夫提供了苏联的先进工艺技术，并和王元颐一起设计了我们江苏第一座大型节制闸。这座长七百米、泄洪流量达一万二千秒立方米的的大闸，仅用了九个月就完工了。

当我在冰天雪地却又热火朝天的工地慰问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时，我恍如回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上。那时，百万战士和支前的农民，为了自己的翻身解放，前赴后继；而如今，他们为了自己的和子孙万代的幸福，创造了何等惊人的伟业！降龙缚蛟除民害，挥笔蘸血改地图，我为我是他们之间的一分子而甚感自豪。

战争年代结束后，50年代60年代，再也没有比水利工程那恢宏壮观的事业更令我激动的了。

江苏大兴水利，得到了中央和华东局、淮委的全力支持。曾山同志是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兼任淮委主任。他在治水开始时，就强调要尊重科学，尊重专家，尊重工程技术人员。在组建水利队伍时，各级党委都认真贯彻了他的指示。当时，我们党内像吴觉、钱正英、熊梯云这样既懂行又能独当一面的水利人材并不多，但因为能够广纳贤才，尊重党内外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使他们有职有权，使他们有用武之地，我们很快地就集聚了一支门类齐全、人材济济的水利科学队伍。

曾山同志的倡导，还培养了我们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良好作风。每一个工程，都要组织大批科技力量反复地实地勘查，各级领导都自觉参加；也都要经过反复论证。在论证过程中，难免有不同意见，有时还尖锐对立。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在决策前，听取各种意见、各种方案的争论的。水利工程，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巨大，稍有不慎，便会造成巨大的浪费，甚至产生负效应，甚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一开始搞水利，除了有政治优势外，对水利是十足的外行，即使后来学了一点，和专家们比较起来还是小半瓶子醋。不懂就是不懂，切不可装懂。在决策过程中，我们有意营造民主讨论和争论的空气，往往最好的决策和方案就在各执一端的争论中产生。经过反复争论再决策，心里踏实；大家一条声拥护，不说反对意见，心里反而紧张。我们和专家们是战友和朋友，为了同一事业同甘共苦，无论是党内党外的专家，以至和苏联专家布可夫，都有过面红耳赤的争论。争论，促进了我们的事业和友情。

淮委设在蚌埠，是统管鲁苏皖三省治淮的前方指挥部，下属单位有一百多个，仅1951年一年就接收了一千三百多个水利或相关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更不用说通过各种渠道请来的专家学者了。在三省工程集中的时期，淮委指挥、调度着所有的工程，指挥着几百万军民。淮委建立初期，从曾山同志到各省的领导，都另有一摊工作，真正在蚌埠淮委主持工作的，是吴觉、万金培、钱正英三位同志。吴觉任秘书长，负责主持淮委的日常工作。千军万马，千头万绪，他们指挥、调度得井井有条。抗战初期，我在大桥，吴觉、汤曙红、陈克天在淮海拉起了抗日队伍，曾和我联系过。后来黄克诚同志率军南下，他们划归黄克诚指挥。吴觉是老党员，我对他一向敬重。他对前期治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正为上级机关有这样的好搭档而庆幸，他却突然蒙受不白之冤，被罚到三门峡去了。我们好像注定前半生没有缘份，直到"文革"后，他到南京工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我们才得以常常在一起相处。他仍是知识分子的好朋友，在南工赢得师生们的爱戴。钱正英同志任水利电力部长时，想倚重吴觉同志，请他重返水利战线，惜他历经磨难，身体已不堪重负了。

我们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大兴水利建设，而各方面的有识之士，都把消除水患、兴修水利当做自己的职责。江苏建省后，计雨亭任江苏第一任水利厅长，陈克天、熊梯云等同志任副厅长。计雨亭同志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的的老朋友，那时他和苏北的一些开明士绅，如韩紫石、朱履先等，就重视和倡导救灾治水，在那个年代，当然不可能有大作为。解放后，他和我们一起风里来雨里去，抗洪抢险，他抢着到第一线去，有时为了照顾他，请他在后方协调指挥，他还不高兴。他做水利厅长，既有经验又孚众望，我们党内的同志对他都很尊重。所谓知心朋友，并不是做了什么官再交朋友的，像计雨亭这样，是我们在患难中的朋友。

党的事业需要团结最广大的人民，这不仅是水利事业，但党内"左"倾、右倾的影响，又严重破坏我们队伍的团结，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极大的伤害。

吴觉这样的老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淮委的工作自然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水利工地正热火朝天，熊梯云突然被扣起来审查。熊梯云违反程序办事是有的，一度时间内，民主作风差也是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但处理过重，甚至给他乱扣罪名，例如说他是"经济大老虎"，完全是莫须有。几十万民工在冰天雪地里激战方酣，突然自折一方主将，当然要影响工程进度。我为此事大动肝火，后来一直吵到华东局，几年后才算有了结果。那个时候"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理所应当，但一搞运动就过火。泰州地区专员、泰州治淮总指挥黄云祥也被指为"老虎"，说他包庇银行的行长，而那个行长竟然贪污了六十亿水利款！真是胡扯淡，泰州所有银行的钱加起来也没有六十亿，整个苏北的水利专款也没有六十亿。这样荒唐的事情，上级领导竟然也相信。

灌溉总渠完工后，苏北五大工程陆续筹划上马。洪泽湖大堤、运河大堤和江海堤防的加固，淮沭新河的筹备工作……大家都忙得了不得。我派苏北行署水利局的总工程师陈志定去安徽开水利协调会议，说好了几天就回来的，等来等去不见人归。我打电话去查询，说是陈总被当逃亡恶霸地主抓了起来，据说还要枪毙，吓得跟他去的随员连电话都不敢打。当时正在"肃反"的高潮，前不久我还被人批为"右倾"，差点说我是"双皮老虎"（指思想、经济），但我和陈志定同志共事，亲眼目睹他学识高超、敢于负责、为水利事业吃尽辛苦、甘愿赴汤蹈火的精神，他和王元颐等专家同志是我们在苏北治水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那时我虽然还不详细了解他的身世，但我知道他年轻时师从郑老先生，一直在忙治水，有什么空去行恶作霸呢？我想不通，连夜打电话找到中央"肃反十人领导小组"的陆定一同志，向他告状。我说陈志定即使是恶霸地主，也是我们江苏人，又工作在苏北，要枪毙也该绑回原籍来枪毙，轮不到安徽来帮我们"肃反"。我又打电话给调往中央任水利部副部长的钱正英同志，请她向中央证明陈志定的水平和贡献。钱正英立即向中央反映了情况。经过多方努力，陈志定同志终于被保了回来。安徽有关人还跑到华东局去告我"右倾"，说我"包庇逃亡地主"。一年后，他们真的抓到了安徽籍的逃亡地主陈志定，才告诉我当时抓错了同名的陈总，此事才算了结。

我们的水利老专家们真是好！陈志定是被绑着送回来的，受了这一场差点要命的惊吓，一句牢骚也没有，立即领了人去查勘工程选项。那时候大家普遍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陈志定曾经说过：我们越是早点在水利工地上多动一锹土，苏北人民就多一分安全。他们根本没有空去找人诉说个人的委屈。

50年代，没有先进的测量手段，水文资料残缺不全，水道年久失修，到处不通，陆路少且差，车舟均不便。往往一个较大工程的规划设计，要经过大量的实地踏勘。风里雨里雪里泥里，大部分地段全靠脚走。当民工们走上工地开工时，专家们率领的勘察队测量队，已经走了几万里路了。

50年代后期，钱正英同志带了水利部的同志会同江苏的专家勘查规划，她指出灌溉总渠泄洪量不足，而新沂河泄洪仍有潜力，她向江苏省委提出开挖淮沭新河．要熊梯云做论证，这是江苏第一条跨流域调水的工程。工程方案经省委、淮委层层批准，后来，刘顺元带队去京向周总理汇报。要搞建设，财政总是紧张的，有的领导同志提出耗巨资搞跨流域调水，过去没有先例，现在条件还不具备。刘顺元争辩说：淮水北调，不仅有利于苏北的农业、工业和交通，枯水期，可以把水一直送到新海连，支援那里的海军设施和部队，有利于国防建设。周总理称赞说：搞水利工程，还想到支援国防建设，过去也没有这个先例，江苏的同志有全局观念，想得好。淮沭新河，这个名字一语双关，起得俏皮，把水送到新海连，洼地改制，这个办法好。当即就批准了。若不是钱正英提出并支持开挖淮沭新河；刘顺元力争，又强调了这项工程的国防意义，江苏连年上大工程，当时就批准修淮沭新河，是很难办到的。不久，又按中央统一部署，建立了整治大运河指挥部，由王治平任主任，陈克天为副主任。王治平领受任务后，陪着水利部的领导，冒着风雪，从苏浙交界的南浔一直踏勘至鲁苏交界的不牢河，他当时已六十岁出头了，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我听说后，急得差点撤了他的职逼他去疗养。

百行百业中，水利行业是最艰苦的行业之一。我们的水利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放弃了优裕稳定的生活，成年累月成十年成几十年地生活工作在野外，在工棚里。民工们可以按期轮换，他们却自愿服"无期劳役"。夏天，芦席棚里到处长霉，冬天，被褥下结着冰霜。每逢抗洪抢险，哪个河段最危险，他们就坚守在哪儿。他们为水利事业献出了青春，献出了一生，甚至献出了生命。王元颐同志堪称为他们的代表。淮沭新河和整治大运河工程上马不久，就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到处闹饥荒。我在省委分工救灾，在南京坐不住，除了开会，就一直在重灾区。我去大运河工地视察，民工们一天只有4毛钱工钱，几两粮食吃，一百多斤的担子每天要挑一百多担，哪能吃得消？工程进度明显慢了下来。工地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开工时那种热火朝天的气氛。我找了陈克天、熊梯云来问情况，他们说不仅大运河工地，所有的水利工地都严重缺粮。我和刘顺元商量了，又找计委刘和赓来，说：水利工地要保证每人一天三斤原粮，不然把你送工地上去饿肚子挑河工。刘和赓一看没有还价的余地，连忙去办理。我也知道国库粮已全部调往灾区，刘和赓手上也没有多少粮食，留着应付紧急灾荒的救命粮，他的难处我一清二楚。所以我只好不和他商量，下命令让他执行就是了。

工地上的粮食暂时解决了，我问熊梯云，王元颐、陈志定这些同志成天往工地上跑，工作非常艰苦，生活过得去吗？老熊说：王元颐家里人口多，一天只喝两顿稀的，还不能保证，已经饿得浮肿了，在工地上就是不肯回来。我自责事太多，竟是疏忽了！我说熊梯云你赶快送一千斤大米到王元颐家去，要亲自去，以后要按月补贴，再看看陈志定等几位老专家，他们可是我们水利界的宝贝，一定要尽可能照顾好。

但还是太晚了。1961年，王元颐同志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了。他的逝世，不仅江苏水利界尽皆垂泪，不仅是我们这些参加治水的老战友、老朋友伤心不已，苏北特别是两淮流域的干部群众都像是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悲痛。淮阴在为他开追悼会的时候，地委书记孙振华如丧考妣，哭得透不过气来，会场上哭成一团。我到他家去慰问，看到他留下的简朴的家和孩子，陷入深深地自责中：我们对这样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干部关心得太少了！唯一能使我感到安慰的是，他的儿子王厚高同志已经继承了他的事业，成为我们江苏出类拔萃的青年水利专家。

到了50年代中后期，王厚高、许荫桐、方福钧等年纪稍轻一些的同志，经过艰苦的实践锻炼，在老专家的培养下，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地担任大型水利工程的总设计和施工的总指挥了。

江苏经过多年治水，群众、专家、领导摸索出行之有效的经验，叫作"四分开一控制"，搞了防洪、防潮、防涝、防旱、防渍五套水利系统。这个经验报到省委，江渭清同志极为重视，立即在苏州召集全省的水利会议加以推广。江苏水利建设的成绩，是和各级领导班子对水利事业的重视分不开的，那时无论哪一级领导干部，完全不懂水利或不重视水利，是根本混不下去的。

60年代初期，周总理在上海、北京召开了两次关于南水北调的会议。那时安徽在淮河干流修建了蚌埠闸，这使地处下游的的江苏意识到：淮河的水可用不可靠，一旦大旱，上游的水下不来，灌溉总渠失去作用，淮沭新河和大运河也发挥不了效益。好在我们有了这两条南北通道，何不把长江的水调上来呢？方案经过论证报中央后，引起周总理的重视。周总理说：调水要打破省界，哪里缺水就往哪里调，这个工程最后完成我恐怕是看不到了，能够听到你们的汇报已经是很高兴了。他亲自批准了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

1977年，我站在江都水利枢纽雄伟的大坝上时，想起周总理的话，我第一次体会到周总理话中感慨的意味。周总理已逝，我们也老了。但世上只要人类还存在，人就永远要和水打交道。我们的水利事业，将由我们的后人继续下去，我相信，他们会干得比我们更好。